当前，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正处在第四次修改的关键期，司法实践中不当分案、另案处理问题影响被告人权益富豪配资，备受法律界关注。
近日，以“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、并案与另案处理”为核心议题的第十九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在西安召开，法学专家、法律实务界人士就上述议题展开探讨。
在多位学者看来，刑事诉讼中随意和不当分案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，还将严重损害被告人、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，为此建议《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应对可以分案审理的情形作出规定，从而为辩护人对不当分案审理提出质疑提供明确法律依据，同时要保障被告方对分案审理的“异议权”。
“分案处理碎片化”引关注
我国现行《刑事诉讼法》并未对分案制度作出规定。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发布的《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对此明确，对一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关联犯罪案件，被告人人数众多、案情复杂，法院经审查认为，分案审理更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的，可分案审理。分案审理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。
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表示，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“分案处理碎片化”问题，使同一案件因分案导致证据审查标准不一，如行贿受贿案件分案后，行贿人供述可能出现矛盾，更有“行贿罪刑期重于受贿罪”的量刑倒挂现象富豪配资，损害司法公信力。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也对此表示，实践中很多案件的分案审理并不在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内，存在被严重滥用的现象，如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认罪，部分不认罪，有的法院会将认罪与没认罪的被告人分开审理，将认罪案件中同案被告的供述、前罪的裁判作为后罪的证据使用，是恶意的分案审理。
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，一起涉及44名被告人和单位的案件先是被法院由一案拆为三案，此后又将其中一起涉及五人的案件拆分为五个案件。
刑事案件中，为何会产生“分案处理碎片化”现象？樊崇义认为，当前分案的标准模糊，缺乏明确规定，实践中存在着为分案而分案的现象，如部分办案机关以案件复杂、提高效率为由随意分案，忽视案件的内在关联性，导致审理碎片化，更有甚者通过分案对部分被告人转为证人，违背证据规则，损坏诉讼的主体地位。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顾永忠分析，从“共同犯罪案件”的概念来看，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原理和原则的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，应当是为了保障诉讼质量、兼顾诉讼效率，把实体上的同一案件在程序上分为数个案件立案、侦查、起诉的诉讼行为。他认为，根据不告不理、控审分离、诉审一致的诉讼原理和原则，法院审判的范围应受到起诉书指控范围的限制，据此，对“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”只应发生在审前阶段。
不当分案影响事实查清及被告方权利富豪配资
在多位学者看来，刑事诉讼中随意和不当分案将严重损害被告人、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。
樊崇义表示，根据权利保障原理，共同犯罪案件中每一个被告人都享有辩护权、质证权等诉讼权利，诉讼程序需要确保这些权利得到充分保障，分案以后，质证权和辩护权无法在法庭对质，辩护律师也难以全面掌握关键证据。
“分案审理不得损害庭审质量与辩护权实现。”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表示，实践中存在分案后辩护权被限制的突出问题，如山东淄博的一起分案案件中，辩护律师出庭被法警驱离。同时，分案后律师无法查阅其他关联案件的卷宗，导致对全案事实掌握不完整，基本的质证权得不到保障。他还提到，前案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会对后案产生负面影响，压缩后案的辩护空间。
除侵害被告人及辩护人权益外，分案审理对实体正义亦带来影响。陈永生对此分析，分案审理被滥用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，共同犯罪案件中，不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是“犬牙交错”的，如涉及其他被告人，应能进行讯问甚至质证才能有利于查明事实。
建议：引入“负面清单”制度，赋予被告分案审理异议权
为防止随意和不当分案，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、教授、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秋红建议，应改变当前的职权主导机制，赋予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对分案、并案、另案处理的申请权、异议权。保障在分案、另案处理时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。此外，以审判为中心来构建并案、分案、另案处理的机制，加强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。
陈永生建议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应对可以分案审理的情形作明确规定，从而为辩护人对不当分案审理提出质疑提供明确法律依据。同时，要保障被告方对分案审理的“异议权”，如庭前会议时，应规定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分案审理不合理应在庭前会议提出，由庭前会议进行处理。此外，应明确先前审判的被告人参与后案审理，否则会侵犯后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前案被告人的询问权和质证权。
顾永忠还提出，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确立“负面清单”制度，同时规定对不应分案起诉而已经分案起诉的案件，法院在审查受理案件时发现的，应当不予受理。
采写：南都N视频记者刘嫚 发自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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